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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中共地下党员生活:每日经费仅够买油条

2014-10-31 08:31:43|来源:光明网|字号:

  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作者:王凡,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中央机关多数时间设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军攻克武汉。张国焘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央机关应迁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汉,不要总在上海的亭子间对各地的革命和战争遥作书面指导。

  鉴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对湖北和武汉的工作更趋重视,调项英、林育南、罗章龙、聂荣臻等充实湖北区委;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陆续前往武汉;瞿秋白亦随后到达。但整个机关向武汉的迁移,却直到蒋介石在上海“清共”、陈独秀离沪才完成。

  可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百,不使一人漏网”,对中共实施更残酷的捕杀,中共机关在武汉难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于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彭湃、王荷波,候补委员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毛泽东、邓中夏等均在外地,与会者只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六委员。会议决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月底,迁移的计划开始实施。

  当时上海正处在血裹腥弥之中,中央机关为何偏要迁往这风声鹤唳之地呢?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城市人口众多,成分复杂,流动性大,不查户口,租房方便,工厂店铺林立,水陆交通发达,加之中央机关在沪经年,有众多关系,特别是上海租界连片,华洋杂处,政出多门,军警分属不同系统的格局,都有利于党中央机关隐蔽活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时多数中共领袖心目中,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甚深,他们企盼着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这种胜利是以筹策暴动夺取中心城市为标志的,他们的着眼点从未离开过城市。

  中央机关有一套庞杂的班子,有负责会务的、有负责文秘的、有负责保卫的、有负责与各地组织交通联络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上海形势超乎寻常的险恶,军警如林,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颓唐甚至变节,而变节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共领导人的被捕和某些机关工作班子被破坏。

  1928年4月,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变,设在平凉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被破坏,十余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变,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被捕,设在新闸路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

  每当中共机关遭破坏,有关人员被捕,就需再调些人员进行补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机关遭破坏后,从内地调往上海的。由于中央机关屡遭破坏,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来提出秘密机关社会化的思路,设立的机关要以工厂、商店、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形式做掩护,机关工作人员装扮成不同类型的家庭,利用各种合情合理的保护伞。

  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的吴德峰家中。当时吴德峰、戚元德夫妇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妈子的角色。

  因为她初来乍到,需要有个熟悉环境的过程,并未承担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时一家就是一个工作站,有许多杂务要处理,而且假戏必须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间、接待客人、买菜烧饭、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妈子也没太大的区别。

  习惯于轰轰烈烈搞宣传鼓动、从事工运的周惠年,对此很不适应,何况在来之前她就提出过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要求。于是,她向吴德峰当面请求调换工作,要到工厂去。不料,遭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革命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

  虽然吴德峰的口气比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说的在理,便逐渐安下心来。不久她担负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员的工作。

(责编:姚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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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党员;中共领导人;油条;围剿;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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