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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何以缺席中共六大却当选中央委员

2016-07-22 10:30:32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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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受到中央处分、知识分子出身、没有工人身份光环的党员,为何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人们普遍归因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做出的杰出成绩,但从历史事实中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归因太过简单和片面。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知名党员,除毛泽东之外还有贺龙、朱德、彭德怀等人,他们均缺席中共六大,为何只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外,还需注意一个史实,此时的毛泽东并未与临时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在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收到毛泽东书面报告的时候,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早已在4月底赴莫斯科筹备六大。1927年10月至次年4月是井冈山的初创时期,当时党内存在浓厚的“左”倾思想,偏重于城市斗争,井冈山也未被中央重视,其政治影响不可能扩大到各地方党部,而全党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也只是通过国民党政府的零星报道对井冈山的情况有所耳闻:1928年2月9日《中央日报》《申报》都曾报道遂川被工农革命军攻陷。但是此类报道仅是只言片语,不足以得出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的结论。在这种背景之下,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是如何知晓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斗争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得知毛泽东确实做出了显著成绩?这个问题是解开毛泽东缺席中共六大却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关键。

  一封重要的来信

  通过查阅该时期解密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相关档案可以发现,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员李维汉曾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过一封信。该信件是留守中央在收到毛泽东的报告之后发出的,随信一并发来的还有留守中央对毛泽东的指示信。在信中,李维汉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土地革命的情况,其中用了“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来评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其喜悦、赞许之情跃然纸上。这是第一份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珍贵档案。该文件的副本在6月26日还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人。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的文献,是1928年11月28日李维汉和周恩来共同起草的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工作汇报。这份早于该工作汇报半年之久的重要文献却被学术界忽略了。

  该信件对中共土地革命的介绍,尤其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成绩的宣传,丰富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革命的认识。该时期共产国际了解中共革命情况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在工作汇报中仅提及毛泽东在湖南领导暴动;2月29日,阿尔布列赫特在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提及毛泽东,认为其队伍是“半土匪出身”,已“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6月初阿尔布列赫特在发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用了“越来越令人不安”来形容中共的农村革命。这样看来,共产国际从其驻华代表方面得到的关于中共土地革命的有限消息多是负面和悲观的。另一条是通过中共六大代表团提交给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国内工作汇报。5月25日李维汉发出的信件按照组织程序是必须提交给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而这封信件的观点正好与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对土地革命的见解不谋而合。

  1928年3月1日,米夫曾在《真理报》刊文发表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认为农民运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他还反对分散的游击斗争,认为这是“注定要失败的”。4月6日,米夫就中共土地革命策略问题专门写信给布哈林,主张中共占领和巩固一个地区作为“运动根据地”,再向周边扩大,可以“首先向湖南边境扩大”;并提出在游击战争中扩大红军、开展农民运动、实施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等。这些建议并未得到布哈林的认同,布哈林在次日发给驻上海的米特凯维奇的电报中提出“我们不赞成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区都有一些根据地”。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看法悲观,甚至在中共六大会上说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碍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等谬语。

  在这种情况下,米夫收到中共六大代表团提交的关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取得显著成绩以及关于中共留守中央同意毛泽东、朱德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造成割据局面进而向四周发展的文件,其态度应该是极为赞同的。于是米夫在6月26日将此文件的副本寄送给了斯大林等人。毛泽东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从一隅之地扩大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高层。该报告寄出的时间恰好处于中共六大召开期间,且刚好在7月10日选举中央委员之前。米夫作为大会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此举自有其深意:一可以传递信息,来自斗争一线的鲜活事实无疑证明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推动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决策是正确的;二可以影响中共六大代表,提高因受到大革命失败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威信,增强国际新路线推行的力度。

  李维汉的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六大代表们领导农民革命、建立农村割据的信心和决心。关于农民革命和农村割据的问题曾在六大上有过激烈争论。虽然张国焘明确反对建立农村割据,认为它“实是幻想”,“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但是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对此态度积极。李立三认为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取得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否则“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一定要重视农民运动。周恩来则指出在广州暴动之后“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已是“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的景象。瞿秋白作出结论,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割据是有发展前途的,要求全党主动地领导农民运动,“使他快些长,不可以阻其发展或放任”。最后,六大《政治决议案》郑重提出党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并巩固新的区域,使之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最大限度地发展红军、彻底实行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六大决议案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其中也包含了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决议案对秋收起义作出了如下评价:“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1927年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曾严厉批评秋收起义是“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纲领”,是“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由此可见,中央态度转变颇大。在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事实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的极力举荐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成为了中共党内具有开拓意识、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7月10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由米夫提名并经大会选举为中央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排第12位。

  李维汉的信件在米夫的助力之下,无疑对中共六大和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毛泽东缺席中共六大却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的缘由所在。究其根源,还在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发动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当时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是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路线和中共六大会议精神高度吻合的。

责编:刘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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