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大清的全球购始末

2016-11-18 13:13:14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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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版画中的清朝北京城

  作者:雪珥

  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

  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人就累计进贡钟表130件。据现存乾隆朝贡单中的不完全统计,乾隆“大表哥”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国钟表为最。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 紫禁城内的库存钟表有431架, 圆明园则有441架,可见历代收获之丰。

  在最高层的身体力行带动下,大清国的达官与富豪们,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依托“一带一路”,购遍全球:以钟表、毛皮为主的奢侈品,分别经由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蜂拥而入中国。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表送钟

  1793年,到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拜见了乾隆,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不过,乾隆似乎对贡品看不上眼。

  这些贡品包括: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镶银;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

  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停滞的帝国》)

  的确,对于西方的“奇技淫巧”,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一点儿都不陌生。从康熙皇帝开始,帝国的领袖都是大“表哥”。为此,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做钟处”,仿制西方的钟表。这个机构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多是有着专门技能的传教士,因之成为帝国实际上最早的开放特区。老外们为帝国的戴表送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这也帮助了他们获得一定的传教空间。“表哥”们出于对钟表的酷爱,无论在坚守“自力更生”还是防范和平演变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

  上有所好,往往是最大的广告。康雍乾时期,钟表已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必备几大件之一 ——当然与草民无关。《红楼梦》里就有相当文字描绘到了钟表。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著名贪官和珅的家中,就有大时钟10架,小钟表300余架,洋表280余块,处处提醒他要与时俱进。

  在诚恳地热爱着西方科学的康熙手中,钟表进口和制作尚可算是改革开放、虚怀若谷的象征,康熙根本就不吝啬对这一西方先进技术的赞美之词:“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雍正时,名贵钟表成为笼络权臣的工具。年羹尧就曾被赏赐一只自鸣钟,“喜极感极”,雍正却还在不断煽情:“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可不久,年羹尧被雍正赐死,送钟成了送终。

  到了乾隆朝,戴表送钟不再是为了对科学的兴趣,也不再是为了团结干部,俨然成为纯粹的奢侈品和权势的象征,成为帝国有产阶层或者有权阶层的时尚。

  精明的洋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些专为中国特制的钟表便应运而生。

  这些特供钟表,有的在时间读数上做文章,用“子丑寅卯”代替罗马数字;有的在雕刻工艺上做文章,用瑶池蓬莱代替西洋天使……搞出不少中国特色。紫禁城里的特供,当然更是登峰造极。配备了外籍技术人员的“做钟处”,根据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对西洋钟表进行特殊的改造。如1752年,乾隆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进行技术攻关:“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清档》,简称《活计档》)

  英国人曾向乾隆敬献了一台能写字的机械人钟,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后来,又有人敬献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自此,对它们进行升级,书写满、蒙、藏字,就成为乾隆皇帝交给“做钟处”的技术课题及政治任务。1785年的《活计档》记载:“传旨: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著汪达洪(法国人)想法改写清语(满文)‘万寿无疆’四字,钦此。”

  皇家的特供钟表精益求精,民间就未必了。中国人的奢侈消费,成了老外奸商发财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约翰·巴罗记载道,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认为,布谷鸟自鸣钟能在中国畅销,于是,定制了一大批,果然销路极好。但是,“这些木制的机械仅仅是为销售而非使用而造,早在这位先生带着第二批货到达之前,就都成了哑巴钟。”他的钟不仅卖不出去,先前的买主还威胁要退货。但是他灵机一动,不但安抚了先前的买主,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货的买主。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姿态告诉他们,布谷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才叫。他还向他们保证,合适的时刻一到,他们买下的所有布谷鸟都会再度歌唱。

  巴罗没有记载最后的结果,估计精明的英国人捞一把之后,再也不会来推销第三批货了。此类糗事,对来自西洋的奢侈品行业,冲击自然不小。巴罗感慨说:“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华而不实的钟表,一度曾非常抢手,如今已无人问津。”

  在巴罗看来,奸商绝非中国的特产,当欧洲人用特供品欺骗中国人后,“中国人有时以木制的火腿冒充真货欺骗欧洲买主,也只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不可否认,商人在中国的确“只要有机会、有办法,就会欺骗”,巴罗认为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于是荣誉感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存在于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这或许才是大清国回馈给世界的特供专品?

  核心技术

  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一台巨型玻璃枝形吊灯,要装饰在圆明园内。

  这个吊灯,有数百个部件,相当复杂。英国人原先还想带着技师前来安装,以免没见过洋玩意的中国人出洋相。却没想到,两个中国工匠只用了半小时就将吊灯拆散,又用半小时顺利装上。

  如此超强的动手能力,令英国人惊叹。

  使团的贡物主管巴罗说:“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广州的一个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欧洲钟表,就成功地仿造出一只来……现在,他们以三分之一的费用大批生产这种精巧的机械……中国人的头脑聪颖敏捷,双手小而灵巧,天生就适合做精致的工作。”

  巴罗说,中国的陶器、瓷器上的花纹虽然很难看,但如果从英格兰输出一种图案,广州的工匠就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复制出来,他们所上的釉色是他人无法模仿的。

  但是,英国人也发现,中国人虽然有各种丰富的经验,却从来不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比如,中国人知道用装了明矾的竹筒在河水里搅动几下,水就会马上澄清,但却并不研究为何明矾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国人用蒸汽来软化牛角,制作那种薄而透明的大灯笼,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蒸汽被压缩之后的巨大能量;中国人从动物、植物和矿物中提取颜料,深谙调配的艺术,能创造所有的中间色,用最丰富生动的色彩染点他们的丝绸、棉布和纸张,却没有色彩理论;中国人很早就使用火药,却无法制造像样的枪炮……

  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也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因为那是他们做不出的。”

责编:满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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