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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8度线的回忆: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2017-01-11 11:29:26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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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史料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当年,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成为志愿军真正意义的“先锋部队”;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深秋入朝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今丹东)乌云密布,飘着微微细雨。鸭绿江大桥边,有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到了江口上,邓华、洪学智、解方、韩先楚、杜平等几个送行的13兵团首长,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86岁的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能清晰地向本刊记者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幕。杨凤安是河北人,解放战争后期到彭德怀身边任军事秘书。

  杨凤安说,用“行色匆匆”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再恰当不过:拂晓时分,彭德怀离开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和高岗又乘里2-型飞机,抵达安东机场。

  “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了,表情一直挺严肃的。我一看,心说这么凶,这么威风,心里就有点慌。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没概念。”刘祥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是驻苏家屯的13兵团某汽车班的班长,前一天夜里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到连部去打包,谁也不要惊动。”到了沈阳,才告诉他,要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

  时隔60年后回忆,刘祥笑着承认,当初听到任务,他是“强烈地抵触”。1931年出生的他,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都是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后来“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

  于是,杨凤安与两个警卫员,与彭德怀一道,就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69”,穿越鸭绿江大桥。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坐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杨凤安说,当时车旁是齐刷刷的部队,车上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出来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而刘祥只记得那位陌生的“首长”一路上都紧锁眉头。

  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到达新义州。“新义州那时候黑糊糊一片,到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杨凤安回忆,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有把翻译带上。“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一问,是他们的外务相朴宪永派来接我们的。”

  “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可能是将军,后边跟着好几个人。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让彭老总下车,坐他的车。彭总摆手不坐,说‘走吧’。”刘祥说。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在他的办公室,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几天前,朴宪永曾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他介绍,金日成正在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

  “彭总当时非常着急要和金日成首相见面了解情况,否则几十万大军过去怎么打仗?结果我们到了新义州之后,他们说和金日成也联系不上了,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杨凤安回忆。因为美军还在头上不断地轰炸,“我们就没有再往前走,决定沿着鸭绿江,先到水丰发电站,那个地方和前方有通信联系”。

  当天晚上,这一行人住在朝方准备的小房子里。刘祥还记得,小房子的地铺烧得挺热乎的,“我跟警卫郭洪光商量,把老总的被子给铺在炕头上,可是老总进来一摸说:‘不行,让小刘过来,小刘你年岁小,睡在炕头上!’所以我睡热炕头,那一头是郭洪光,我们俩夹他一个人。我还想,这首长看着挺凶,实际怎么这么和蔼啊!”

  第二天早上,刘祥说他早早地就起了床,发现门外还有一圈的岗。“此时有几个朝鲜人民军的人要见首长。杨凤安引着几个人去见首长了,我就和等候在外面会说汉语的副官聊天。聊着聊着,这个副官说,‘彭副司令的身体还挺好的’。我惊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和我挤一个炕头睡了一晚上的首长是彭德怀!”

  突然受命

  1950年10月1日,彭德怀参加了西安的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他检阅了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和22万群众,这次庆祝大会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但对此时驻守在西北的彭德怀来说,朝鲜似乎还显得有些遥远。

  “我们那时驻守大西北,西北的土匪还有好多,剿匪还没剿完呢,压根儿没想到后来会去朝鲜战场。”杨凤安坦言,当时彭德怀住在西安城区鼓楼北面,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他和浦安修住在会议厅东侧的小房子里,杨凤安就住在正厅西边的小屋里。

  杨凤安回忆,朝鲜战争打响后,彭德怀曾要杨凤安给他找一幅朝鲜地图。杨凤安跑了西安的很多书店,才买到一幅朝鲜概貌图,挂在彭德怀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每天报告朝鲜战局的情况。但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怎么恢复西北的生产发展上。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召开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中办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找彭总。当时会还在开着,彭老总正在讲话呢,我说:‘北京来人了,到北京去有事’。”

  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当时“啊”了一声,显然有些意外。接他的人也不多说,就说中央有个会议,毛主席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此时已接近中午12点,彭总马上散会,简单吃点饭就准备起程。”

  时隔多年回忆,杨凤安说,当时彭老总根本没意识到会调他到朝鲜战场,临行前,他还特地问了句:“西北剿匪的文件资料要不要带上?”彭德怀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央是让他过去汇报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所以要求负责经济的秘书张养吾带好资料随他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会议主题是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而会议中总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回到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杨凤安说,后来因“反党”罪名被关押的彭德怀在“交代材料”中曾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他倾向于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毛主席等于就在彭老总面前点了他的将了,彭总想了一下说,他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杨凤安说他赶到北京,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赴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个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

  拿上“帅印”,杨凤安也赶飞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准备好,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说他还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坑道中总是充满着琴声和笑声。坑道中总是充满着琴声和笑声。

  “光杆司令”

  时隔60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迎面而来的第一关是与金日成的联系都成了问题。“我们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水丰发电站,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金日成已经转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在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

  沿路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的隆隆声,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全是丢盔卸甲的,看着挺惨,再看咱们的部队跨过鸭绿江,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当时才19岁、正年轻气盛的刘祥回忆。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牌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所以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全,所以开得稍慢一些,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着急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后来彭老总就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钟,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你彭总司令(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已仅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

  杨凤安回忆,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而就在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的前一天,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称此举目的是要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所以那个敌人就肆无忌惮的,如入无人之地,甚至以整连的兵力分头沿着公路向鸭绿江边前进”。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跟随他们的电台也一时失去联系。原来,当刘祥驾驶的嘎斯车与朴宪永乘坐的华沙车会合后,两辆小车加快速度,后面的装有电台的卡车渐渐被甩在后面。而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杨凤安突然意识到,眼下,彭德怀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此时的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屋里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可是看见的仍是背着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他回到屋里,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此时时刻,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手下只有4个兵:司机刘祥、参谋杨凤安和警卫郭洪光、黄有焕。“彭总根本没带武器,我们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只有两个警卫员,两支破驳壳枪,让敌人发现了毫无办法。”杨凤安至今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事实上,南朝鲜第6师主力已经占领熙川,正向温井冒进,其中一个团已经绕到他们的后方。所以,曾经有人评论,彭德怀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排头兵,实不为过。所幸朝鲜多是狭窄的山地山路,公路没几条,美军机械化部队主要沿着公路深入,一时也很难发现隐蔽在山谷里的对手。

  黄昏时分,载有电台的卡车终于出现了。杨凤安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跟丢后走到南边去了。“到了龟城,他们发现(北朝鲜)老百姓哗啦啦地往这边跑,敌人已经往这边来了,见势不对,扭头又往北来。”通讯处长崔伦安好电台后,彭德怀异常高兴,立即向毛泽东、高岗和邓华发了第一封电报。

  电报发走后,还是等待。“我那时候也很着急,我没事就跑到沟口那儿,朝我们部队来的方向看。”杨凤安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几乎是他平生最难熬的几十个小时。10月23日,炮声由远及近,成群的美机低空掠过。大洞的志愿军指挥所仍然只有寥寥数人,另有朝鲜代表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一个十几人的警卫班。

  “23日黄昏,路口出现了咱们志愿军的服装。我看到后,赶快告诉他们:彭老总就在沟里边。”来的是40军118师的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他们带着1.3万多人已到达沟口。因为当时规定军、师电台不准开机,“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所以他们也陷入一团迷雾中。邓岳和张玉华是乘吉普车朝山沟内几间茅草屋开进,不想意外地找到了彭德怀。

  “彭老总见到他们,也是非常高兴,还亲自给他们倒水喝。邓岳告诉彭老总,这里很危险,彭德怀爽朗地说:你们来了,我还危险什么!”细心的杨凤安注意到,这是彭总过江来第一次这样轻松。

  较量

  “在新安洲到元山以北有一道大山,毛主席在国内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那个地方组织防御,敌人来了先打一些小的歼灭战;等我们军队改善装备、有了经验后,再夺取平壤。”杨凤安回忆。可是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后才知道,敌人实际上早已越过这道防线了。

  所以彭德怀马上改变了作战方针。“他部署部队到温井隐蔽起来,敌人过去不管它,敌人后边来了以后你把它截住,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敌人稀里糊涂地就被我们打败了。”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是打了一次伏击性的遭遇战。在此之前,彭德怀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部署等一切高度保密。“部队夜间行军,白天停下,所以敌人根本没发现我们的20万大军。结果一开打,他们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说是兵从天降,赶快收缩,我们就边追边歼。”

  “第一次战役,我们打垮了韩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更重要的是,把美国所谓的起家的骑兵1师,王牌部队,歼灭了将近一个团。”杨凤安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的自豪之情。

  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杨凤安回忆。

  “彭老总跟大家说,他感到我们主力再继续打的话,可能就暴露了,下次战役就不太好办了。另外,麦克阿瑟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这个人狂妄得很,又求胜心切,肯定会卷土重来。我们就故意撤退,表示我们胜了,不想继续打了,实际上是引诱敌人进入我们的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之。”

  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赞同。“第二次战役,我们用少数部队在前边,间接抗击敌人,敌人小股部队来了我们就歼灭他,敌人大部队来了后,我们打一打就往后退,退的时候还故意丢掉一些行李啊,小锹小镐啊,让对方以为这边没什么主力部队,果然一打就撤。”

  “所以第二次战役我们是布置好了口袋让敌人往里钻,钻进来以后我们就打。”麦克阿瑟果然上了钩。在第二次战役中,“主要歼灭的是南朝鲜的近两个师,特别是第二师基本上失掉了战斗力,美7师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土耳其旅消灭了一半,其他的24师等也受了很多损失。这次可把它打疼了,可是这时候他(麦克阿瑟)还没有发现,中国部队的指挥员究竟是谁。”说到这时,杨凤安老人的脸上不由得浮起笑容。

  杨凤安说,第二次战役中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这场战役最关键的是,要长途奔袭,抢占三所里,这个任务交给了38军的113师。于是113师冒着严寒,在崎岖山路上急速行军。可是当他们距离三所里还有30多里时,天已经亮了,几十架美军飞机沿大同江飞来,在行军纵队上空不停地盘旋和低空侦察。

  情况非常危急:这么多部队在公路上行军,如果被敌机轰炸,将遭受重大损失;可是如果躲躲藏藏,则会延误时间。危急情况下,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想出了一个大胆之计,部队干脆去掉伪装,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军,敌机来了,他们也不躲。美机果然受骗,以为下面正疾步快走的是“友军”南朝鲜部队,一次也没有轰炸。战士们情绪大为高涨,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向着目标疾速猛进。

  “美军的无线电侦听和测向技术是很先进的。如果他们发现了电波,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部队,那样就麻烦了。所以113师行军时也关闭了电台,这在军事上叫‘无线电静默’。”杨老解释说。

  但是,另一方面,志愿军司令部也暂时没了这支先头部队的消息。这一段时间,也是彭德怀和几个副司令员最心焦的时候。“彭总和解方参谋长都蹲在电台那儿,跟电台台长一起听信号。结果113师插到三所里的时候,发了一个信号,也没说到了哪里,发来以后,通信处长一查坐标,结果已经到了三所里了。这个关键性的一招成功了,彭总才放了心。”

  在焦灼不安中,11月28日早晨8点,一个令大家兴奋无比的消息传到司令部:113师无一人掉队,终于比撤退的敌人早5分钟插到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一道重要闸门。

  “第二次战役打了以后,我们就已经把敌人打残了,他们已经退到‘三八线’以外,等于和我军一下脱离接触了。”杨凤安说,战役结束后,他陪同彭德怀,还专门到战场去看过。“1000多辆汽车,都在马路上,敌人的一些物资堆积得到处都是,那些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的战绩出乎很多人意料。此时,彭德怀希望暂停修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要求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实际上比较勉强,但是又不得不打,打了以后向西前进,能进多远进多远。”志愿军和人民军按原定计划,出其不意地向“三八线”发起进攻。“结果一打,敌人这个部署犯了错误:南朝鲜的部队被放在第一防线,美军在第二线。南朝鲜军队非常怕志愿军,我们突破‘三八线’的时候,他们一看穿着解放鞋、吹着小号,知道是中国军队来了,吓得把武器装备都丢了往回跑,李奇微上去以后拦也拦不住,把美军的阵形全冲乱了,所以汉城他守不住了。我们是听到广播以后,说他撤到汉城,彭老总马上下令:夺取汉城!汉城有个大桥,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但老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往南跑,他在桥上堵也堵不住。我们一下子追他到北纬37度线,打到水原一线。”

  正在军队向南乘胜追击时,彭德怀又一次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彭老总判断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准备在大田大丘一带建个防线,如果我们进到那里,战线就拉开好几百公里了,后边部队还都在西南、山东没上来呢。另外,美国的主力没有受什么损失,又占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如果再来个第二次仁川登陆,那我们比朝鲜人民军的失败还惨。”彭德怀的意见得到了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于是志愿军主力后撤到了汉城以北。

  冲突

  志愿军三战三捷、把“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和占领汉城的消息,让国内也欢欣鼓舞。那时候也渐渐出现一种论调:“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的”;乘胜追击,“把美国人赶下海”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彭德怀的决定,最大的质疑来自苏联人拉佐瓦耶夫。拉佐瓦耶夫曾是“二战”后期苏军进入朝鲜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朝鲜开了个会,拉佐瓦耶夫在那儿就说,中国志愿军八大罪状,朝鲜的内务相朴一禹是从延安去的,他就把情况向彭老总讲了一下。”1951年1月5日,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在君子里召开——1950年12月,经金日成与彭德怀商议,志愿军司令部迁至君子里,成立了中朝联军司令部。金日成与朴宪永、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都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杨凤安曾多次陪同彭德怀多次会晤金日成,在他印象中,“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尊重,但是拉佐瓦耶夫的态度不一样。

  杨凤安说,这次会上,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激烈争吵。“会议之前金日成、朴宪永、拉佐瓦耶夫谈这三次战役的问题,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观点是,朝鲜战争可以速胜,说古今中外没有在胜利面前停止追击的,这是右倾。彭老总耐心地给他解释,说志愿军这个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弹药,有的连鞋子都没有,追敌人袜子都没有了……连续打了三次战役战斗力一直也没补上,有的连队100多人还剩50多个人,所以我们已经元气都要伤了,反复说明不能再继续追下去。这个拉佐瓦耶夫他就老摇头,就是听不进去这些理由。”

  拉佐瓦耶夫一再坚持:“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甚至提出“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3个军向南进攻。”彭德怀说:“既然你们认为只要我军向南攻,美军就一定会退,我建议由仁川至襄阳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后方维护交通线,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民军第一、二、三、四、五等军团共12万人已休整两个月,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可继续向南前进。”

  拉佐瓦耶夫等人说:“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则回答:“你们去试验试验,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拉佐瓦耶夫等立即表示:“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要付出好多万人的代价。”

  杨凤安说,这时他看到,彭德怀很生气地大声说:“战争不是儿戏,不能拿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去赌博!就这样定了,不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

  会后,拉佐瓦耶夫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指责彭总“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彭总也把会谈情况发电报给了毛泽东。

  “这种政治性的并且涉及国际关系的电报,一般是由我交给彭总看完后烧毁;彭老总发给毛主席的绝密电报,也是少数领导人阅后发走。”杨凤安回忆。可是这一封发给毛泽东的加急绝密电报,彭德怀却指示交给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阅。杜平看到电文最后一段文字写着:“目前朝鲜战场形势,志愿军不能乘胜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杜平把电报稿交给杨凤安说:“看来彭老总真火了,快点发出!”

  “彭老总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电报直译发给毛主席,实际是毛主席把电报转到斯大林那儿——电报里斯大林叫‘菲里波夫’,不是‘斯大林’,这些都是直译电报,只有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直译之后我应该负责烧掉,但最后我没烧我保存着,回国以后我交到保密局了。现在中央档案馆问:‘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我说这些东西都经过我的手,我怎么不知道?”

  “斯大林立即回电给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东方战场今后一切听彭德怀的指挥,不准他再乱指手画脚。斯大林还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很快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了。”

  实际上,精明的李奇微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天到8天后自行停止,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他将志愿军的进攻称为“礼拜攻势”。他断定志愿军短期不可能发动进攻。“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彭老总的判断:我们25日停止追击,27日美军就反攻,如果敌人要是被打得不行了,他能反攻么?”杨老说。

  1950年2月20日,杨凤安随彭德怀专程回国,向毛泽东等人汇报朝鲜战况。当时毛泽东这样对彭德怀说:“在撤退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有意见,可以不必介意。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按照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办。”杨凤安回忆,当时主席表了这个态,彭总十分高兴。他兴奋地说:“我回国要的就是主席这句话!”

  遇险

  自1950年入朝,一直到谈判结束后回国,杨凤安在彭德怀身边经过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回忆这段岁月,杨老的另一个感触是,自入朝第一天起,彭老总就始终处于各种危险之下,这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解放战争后期基本上像这么高的指挥机关没什么危险”。

  威胁最大的,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杨凤安说,志愿军总部有几十部电台,每天都要发出各种信号,与北京、沈阳和各军、师联系,而美军的侦察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很快地能对电台进行测向、定位。所以这一带也是美军飞机频频光临处,由此志愿军的会议绝大多数都选在晚上开。

  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是一个废弃的金矿。整个矿区空无一人,没有水,也没有电。彭德怀的办公室设在半山腰,是木板墙的房子,当初是矿山的调度室。每当敌机靠近的时候,办公室值班人员都劝彭德怀到山沟里隐蔽防空,但彭德怀仍在办公桌前坐着不动。“飞机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和老总说出去防空,可老总老说:没事,你们出去吧!他不动谁敢动啊,是不是?”杨凤安说。

  第二次战役之前,敌机在大榆洞志愿军指挥部上空的侦察盘旋活动频繁。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白天、黑夜有时出现伪装成朝鲜老百姓的中年人,敌机来了则用发报机或信号弹指示目标。有一天,防空号又响了起来,接着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几架F-86战斗轰炸机一架跟着一架,从山那边飞过来。洪学智拉着彭德怀出了办公室。此时,第一架飞机开始俯冲扫射,彭德怀和洪学智刚走到山沟松树林边,第二架飞机又冲了过来,洪学智赶紧把彭德怀按在地上。飞机上打下一阵机关炮,打得前后左右都是烟尘,松枝也哗啦啦往下掉。

  “敌人已经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指挥机关,但是并不确定是彭老总的指挥所。这一次袭击后,志愿军领导非常着急,以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专门讲了彭总的安全问题。”杨凤安回忆,当时中央军委当即回电:“志愿军总部要注意防空,进入隐蔽部,对彭德怀的安全问题,责成志愿军党委负责。”

  11月24日夜,志愿军党委几个常委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彭德怀的安全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会议决定,机关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参谋长解方就告诉我们统统要隐蔽,谁也不能出来。山下边有下水道,上边有很多洋灰盖,我们就钻那里头去,谁也不让到房子里待着。”刘祥回忆。

  在这个会上,大家决定,彭德怀的安全由洪学智负责。所以第二天一早,洪学智就来到彭德怀办公室,要他到半山腰上一个山洞去办公。“但彭总很犟,坚决不走。”杨凤安回忆。“洪副司令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总在发脾气,就死乞白赖地把彭总拉出门,他还喊我和警卫员,让我们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这些办公用品一起拿到洞里。”这个自然洞离作战室不到200米,只能容纳三四个人。邓华副司令早已等在那里,3个人就地在防空洞里研究起了战况。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已经9点多了,彭总着急啊,他想知道第二次战役前面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我去看一看,我就朝办公室那个方向走。我走到还没有进办公室门,我就看见两架B-26轰炸机,朝着办公室上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我以为它们是轰炸完新义州要回去了。”

  杨凤安进了办公室,里面有4个人:成普、徐亩元、毛岸英和高瑞欣。

  到了朝鲜战场后,毛岸英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志愿军总部成立党小组时,毛岸英被推举为党小组长。杨凤安说,平时大家都非常关照毛岸英,“他没有作战任务,平时我们也不叫他值班”,只有苏联的拉佐瓦耶夫来的时候,他帮助做些俄文翻译。但是毛岸英非常积极,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说他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给了毛岸英。毛岸英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的这件大衣。

  一件小事,则使毛岸英给刘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机关办公室在山上,伙房在山下,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饭菜都由警卫和司机从山下往山上送。“用水也是,我们从一里外的河沟里两人一桶往山上抬,走在坡陡石头多的小路上左摇右晃,满满的一桶水到了山上也基本上只剩下半桶了。”十几人抬一趟水,也只够大家洗脸刷牙勉强使用一早晨。“别人洗漱提桶就倒一大盆,洗完脸咣当一下子倒掉,他呢,每次用牙缸从水桶里舀出来,用一点倒毛巾上擦脸,再用剩下的水刷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觉得,毛翻译这人不错,真体贴人。”

  高瑞欣是西北人,19日才到的朝鲜战场。“刚来的时候没让他参加工作,先让他熟悉情况,25日那天他刚刚开始做准备工作。”杨凤安说,“山上有个大洞,是志愿军政治部的地方,我们和毛岸英本来是作战部门的,为了安全,也到那去睡觉。我们一般都是太阳出来之前吃早饭。他们昨天睡得晚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还没过来,等到了9点多钟到办公室来,饭菜早凉了,所以他们俩就围着火炉热饭吃。”

  杨凤安问正在作战室值班的成普和徐亩元,有什么情况,两人说没什么变化。“我问了问情况,说了句:‘你们注意防空啊!’然后准备回去再向彭总汇报。一开房门,我一看敌人飞机又飞回来了,好几架,我就大叫一声:‘不好,快跑!飞机来了!’”

  此时,几十枚汽油弹已经离开机舱向下坠落。“解放战争时我从没看见过这东西,我心说这是什么呀?”初到朝鲜战场的杨凤安对这种武器还很陌生,而对19岁的刘祥来说,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好奇多于恐惧,他非要出去看看飞机轰炸的情景。眼前的景象让他终身难忘:“地下天上全是火啊,没有不烧着的房子。连铁路的轨道全都是火。我说这是啥家伙呀?后来说是个凝固汽油弹。”

  此时,彭德怀办公室及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成普、徐亩元以及两个警卫员从火海里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杨凤安急速跑到彭德怀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听后就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许久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缓来到出事现场。两具遗体已完全被烧焦,无法辨认。最终凭着一个手表和一支手枪(毛岸英回国时由斯大林赠送的)才确认出毛岸英。

  “中午饭大家都没有吃。他后来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亲拟了一份电报,发回国内。”傍晚,他与工作人员来到毛岸英墓前哀悼。他缓缓地说:“毛岸英同志是向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是一个好苗子。”又说,“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大家都黯然落泪。

  “这天晚上,所有工作人员都搬到山洞里去了。彭总也没吃晚饭,不说话,一宿都在山洞里面走来走去。”

  1951年2月,彭德怀从朝鲜回京述职时,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对毛岸英的死做了检讨。毛泽东说:战场上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彭德怀问及岸英的遗体是否运回国内,没等彭总说完,毛泽东摆手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岸英与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千百万英雄儿女一起埋在朝鲜的国土上。杨凤安说,毛岸英原来牺牲的时候,把他已烧得焦黑的遗体用木板钉起来,“大榆洞北边有个自然洞,就把他放在那儿了”。1954年,毛岸英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中,他也永远地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志愿军总部搬了几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后来又到德川以南的北仓里,接着又转移到君子里,又从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岭。后来为了安全考虑,又从上甘岭往北撤到伊川以北的空司洞,包括最后的桧仓,杨凤安解释说,朝鲜的金矿洞非常多。因为这里好防空,所以志愿军总部进到朝鲜以后,都是住的金矿洞。

  可是就在搬往空司洞的当天,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的人,又有了一次生死历险。“那一天黄昏,两架敌机发现了有人在山下往山上洞里来来回回地搬桌凳,它们就俯冲扫射,又投下两枚炸弹,盘旋了两圈后才离开。”

  毫无疑问,志愿军领导机关目标已经暴露。总部首长判断敌机明天早上肯定还会来轰炸,于是趁天亮之前把办公室的人员都叫了起来,但是没惊动凌晨2点才休息的彭德怀,想让他再多睡一会。

  不一会儿,就听到敌机的隆隆声向这个方向飞来。杨凤安大叫一声:“警卫员,赶快叫彭总起床!”这时第一架敌机已经俯冲扫射,杨凤安说他跑进屋,伸手把彭德怀拉了起来。彭德怀刚离开,他睡的行军床就被打了几个洞——这个行军床后来被送到国内,还在军事博物馆展览过。彭德怀刚一出门,第二架敌机又俯冲过来。杨凤安说他用半边身子把彭德怀掩在底下,所幸两人毫发未伤。可是彭德怀住的地方已几处起火。

  杨凤安说,当天原本安排邓华靠近彭德怀办公室住,因为邓华在下半夜才到,怕惊动彭老总,就搬了张行军床,和洪学智挤在一个朝鲜老百姓的屋里住下。当敌机飞来的时候,洪学智被惊醒了,他朝邓华大吼一声:“飞机朝这边来了!”可是邓华还在熟睡中。洪学智一下子把他的行军床掀翻了,拉着邓华就往外跑。洪学智的腿被撞肿了,邓华和警卫员搀扶着他,跑到屋旁的一条小山沟里。刚进山沟,敌机的火箭弹就发射了,之后又超低空飞来,扫射一阵扬长而去。

  敌机走后,大家看到彭德怀房子已被打坏,而他躲进去的防空洞门口的草袋子上面,竟然有70多个子弹眼!再看洪学智和邓华的房子,邓华的行军床也有好几个洞。

责编:满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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