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尘埃落定,175位将军艰难平反

2017-05-10 09:40:11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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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将聚集福州军区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集了4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获“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王建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春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王建安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便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道:“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韩先楚还是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李志民上将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总理的关心与杨勇的大度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原名杨世峻,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组织指挥了金城战役,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廖汉生中将,生于湖南桑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军区政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在这年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在《来信摘要》上写道: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廖汉生复出后,先后担任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他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根据周恩来批示,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作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作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于1972年5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不久,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给杨勇作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杨勇将军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责编:满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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