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张国焘与毛泽东“两个中央”的激烈交锋

2017-05-19 10:08:47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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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与毛泽东

  本文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少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开始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分手后,双方展开了新一轮宣传战,都把争取的目光投向对方的军事将领。

  军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

  一样的激愤,不同的内容。

  党中央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和依仗武力的军阀作风而愤慨。9月10日,中央在北进途中,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第二天,中央用简洁的文字和强硬的语气,命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北进:“(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对于在最后关头同意南下的右路军将领,中央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宽容心理,即使是在分手之后,也始终采取了有别于张国焘的争取政策。就在中央率军北上的当日,中央政治局专门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四点指令: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则为自己蒙在鼓里和被丢下而愤懑。陈昌浩的情绪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写信傅钟、李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了,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中午时分,陈昌浩主持召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的脾气暴躁至极,大骂“中央‘右倾’、‘怕死’!丢下右路军‘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脱口而出。会开到黄昏,他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

  傅钟听他杂七杂八地发了半天火,也没有听明白,私下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

  陈昌浩负气地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②

  与陈昌浩负气狂躁相比,徐向前表现得更为矛盾、苦闷和无奈。他没有发言,即使是开会的时候,也是躺在门板上,不住地叹气。在接到中央要求徐、陈立即跟进的电令后,他彻夜难眠,偷偷地哭了一场。他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部队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其他右路军高级将领大多处于懵懂之中,他们一方面想弄清事变的内情,另一方面主张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李先念率部回到巴西时看见墙上到处贴着攻击中央北上的标语,对陈昌浩说:“这是内部的事,为什么捅到外边,公开贴标语?”陈昌浩肝火正盛:“你懂什么,少管闲事!”

  张国焘更是暴跳如雷,他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脱离了控制而恼火。张国焘在与陈伯钧的谈话中,曾不小心透露出他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强调军令的严肃性,用总部控制所有武装力量,然后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内斗争,逐步统一中央的思想。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以嘎曲河涨水为由,拒绝北上;利用徐向前、陈昌浩不忍分割四方面军的心结进行摊牌,强迫右路军南下;然后利用兵力和人数占多的优势,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当每一步都按预定计划向目标靠近时,突然间,他的主要对手在夜幕下消失了,像一只飞鹰破笼而出,冲入云霄,随之而来的懊丧、烦躁和肝火可想而知。

  9月12日,他在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转呈中央的电报,把滔天怒火倾泻到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身上。他一连质问毛泽东5个问题:

  “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并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相遇,团长受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在)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重要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何以至此?”

  张国焘的五问,隐藏着五个潜台词:我张某人忠心为党,只要有利于团结,无不乐从,你们为什么意气用事,不以革命利益为重?你们放弃职守,率领一部秘密出走,怎么对得起上级领导机关(共产国际)和地下的先烈?你们名曰执行自己的战略,不留一人一枪于徐、陈处,这不是分裂又是什么?你们出走之后丝毫不顾及友邻安危,造成红三十团团长及指战员百余人伤亡,这与纵敌伤友有何区别?你们前脚走,胡宗南立即知道了消息,并相应进行了兵力部署,乘间得利,是不是你们泄密还未尚可知!

责编:满晓彤

  •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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