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他的修史团队

2017-09-14 14:38:05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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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光修《通鉴》,最直接动机是他编年叙述先秦时期的史书《稽古录》得到英宗赞许,且要求他扩展至有宋立国以前。继位的神宗继续支持,恰好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于是退居洛阳,专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让他史局自随,提供经费,配备助手。


  • 图片说明: 上图为司马光画像与《资治通鉴》。

  • 如果要评选中国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司马光,当然是因为他的伟大著作《资治通鉴》。在他以前,虽然主要史书有纪传、编年两体,但纪传体的体例是本纪略具提纲,列传专记个人,至于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则非反复研读史书,无法理清头绪。编年虽历代皆有其书,或过于简略,或仅及一代。唐初兴起编年体的实录,继任皇帝要为先帝一朝修实录,很好的创意,但本朝修本朝事,要求真相,那就难了。

    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际,硬是坚持工作十九年,将公元前403年到后959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占有全部文献的基础上,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用通晓畅达的语言表达清楚,台面上的理由是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鉴,主要目的还是将这些年代重大史书全部梳理清楚。南宋后讲史艺人都以此书为工作底本,更发挥了向民众普及的价值。

    司马光如何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可以举出个人学养、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观通达、亲力亲为、坚持始终等原因。其他人也有机会得到这些条件,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以司马光为中心的团队的通力合作,加上司马光始终亲自执笔,方得成功。

    司马光修《通鉴》,最直接动机是他编年叙述先秦时期的史书《稽古录》得到英宗赞许,且要求他扩展至有宋立国以前。继位的神宗继续支持,恰好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于是退居洛阳,专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让他史局自随,提供经费,配备助手。所谓助手,就是名份仍是朝廷官员,职守仅是编书。司马光挑了刘攽、范祖禹、刘恕三位,学问好,史有专攻,乐于协作,政见也接近,不然常起争执也不好。

    这三位助手可以略作介绍。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仅比司马光小四岁,但成名甚早,是北宋最著名的汉史学者,宋时《汉书》经他校刊方通行,著作亦多。《通鉴》开修,他以知曹州入为国史院编修官。因汉史有《汉纪》《后汉纪》两部编年史可为基础,《通鉴》汉代部分成书较早,因而他离开团队的时间也较早。

    范祖禹(1041—1098),字梦得,三人中年龄最小。他双亲早亡,由叔祖范镇抚养成人。司马光与范镇为莫逆友,故选定他。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司马光指点他仕进不可有贪心,得以尽改旧习,专力修书十五年。其中最繁芜的唐代部分,由他专主其事。他后来奏进自己的著作《唐鉴》时,自述“臣昔在先朝,承乏书局,典司载籍,实董有唐。尝于次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析以义理,缉成一书。”南宋高宗通读两书,认为“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贵耳集》卷上),即看到两者的联系与不同器局。

    刘恕(1032—1078),字道原,是司马光主贡举时的门生。他一生精力几乎尽瘁于《通鉴》,在书成前六年就因风挛疾去世。长编部分,他承担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部分,司马光视他为左右手。他本人从政经历几无可述,本人著作最重要的是《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可惜没有传世。《通鉴》的十国部分以此书删削而成,史料价值最高。

    三位助手都是饱学之士,且都进士登第,愿意不计较自己的仕宦前程,给司马光当下手,当然是出自对司马光道德人品、学问识断的景仰与信任。而全书编纂得以顺利展开,更得益于司马光的规划得当,掌控有方。

    今存司马光《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就是具体指导范祖禹如何编纂唐史长编,即以实录为基础,实录中事有涉及前后者,加注于前后事项下,然后要求“将《新唐书》《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即把当时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与史实有关的记载,分年、月、日加以编排,使无遗漏。然后再说明“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并告知唐代文献中有涉及隋前、唐后者,亦摘出交另人。还有许多细节的交待,比如一年几次改元,以何年号为准;但凡仅属文辞优雅的文章,书写自己心情的诗歌,或“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则一概不取,但如果其间“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仍请保留。细节交待如次清楚,保证团队工作之有序进行。

    浩翰大书,又遵循上述步骤操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据说留在洛阳的修书的残稿就装满两间屋子。更可贵的是,司马光始终坚持亲自定稿,严格为自己制定额定工作量,将范祖禹汇录的《唐纪》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规定自己每三天删订一卷,如果某天有事耽误了,后来一定要补上。他身边常常仅一老仆听候差遣,夜里让老仆先睡,自己看书直至夜半方睡下。五更初即起来,点灯著述,夜夜如此。为防读书时睡着,他把一节圆木做枕头,称为警枕,若困倦睡下,枕头滚动,人即惊醒。

    宋元时不少人见过司马光修书草稿,无一作草字,一丝不苟。文物出版社1961年曾影印司马光手稿一份,记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史事大要,共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余字,通篇正楷,字体规范。对此稿性质,学界有不同看法,或以为《通鉴》初稿,或以为删改长编供书吏誊写的提示,等等。多年持续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禆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一年是元丰七年,他六十五岁,离开朝廷已有十五年,皇帝很少催促,但他始终朝夕抓紧,终克有成。书成之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后两年即去世,真是“精力尽于此书”。

    今人作科研,喜讲团队合作。以司马光为例,倘无三位助手的倾力合作,没有团队核心司马光的亲自定稿、全力投入,这部伟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难想象的。

责编: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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