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家国情:以吾人之生命,立国家之根基

2018-03-13 08:19:14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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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孙中山是一位在珠江三角洲香山县翠亨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如同旧中国农村中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自幼就参加劳动。“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的孙中山,对受苦的农民大众始终抱有真挚的同情。他后来多次对宋庆龄说,从小时起,他就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也正是童年时代的经历,使孙中山从对农民的同情出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农民大众困苦生活状况的意愿和振兴中华的思想。

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为父母和乡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和痛苦。1883年7月,孙中山从夏威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在家乡,孙中山看到翠亨村风貌依旧,和5年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么美丽和贫困,处处充满陈旧的气氛,落后得不见一线生机。如狼似虎的差役,贪赃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乡邻,抽鸦片、纳妾、滥赌的富人,连白薯也吃不上、依然过着苦日子的农民,一切都依旧令人窒息。有感于此,孙中山在帮助家庭做些农活、自修国学、加强锻炼、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一些改良乡政的活动,如修建村路、打更防盗、安装街灯、清扫街道及卫生防疫等公共事务,后来甚至致书乡贤郑藻如,希望这位退休的洋务官员在家乡带头效法西方改革社会,兴办农桑、兴办学校,然后在各地推广。他相信农业、禁烟、教育三件事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

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但当他认识到国家衰败和人民贫穷的根源后,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早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道路。1912年,他在岭南学堂演讲时就说,他主张推翻清政府,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人民贫困、国家积弱的祸根。可见,孙中山革命的动机,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疾苦,挽救民族的危机,振兴中华。

孙中山还十分推崇“天下为公”的思想,常以《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来表达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是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义”。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与权力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对于如何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认为应有世界眼光,开放心态,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尤其是以“为四万万人谋幸福”为目的的革命党人,更应该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和公德心。他说“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并一再告诫革命党人:“革命党不要钱,要钱的不是革命党”。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类社会天天进步。在孙中山看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就顶好的人格。他相信,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必然进步。

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并强调:“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应当让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有“政权”可以充分管理国家大事,政府有治理国家事务的“治权”,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这样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替众人服务,做人民的公仆,是孙中山民主民权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山精神的具体表现。

尤为难得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表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除个人廉洁自律,始终“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外,孙中山在用人方面也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既不结党营私,又不利用职权打击报复。1912年2月,广东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请他同意让其兄孙眉担任广东都督。蔡元培也热心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粤督任重”,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与政治”,“决非所宜”。1922年,孙中山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有人不同意,因为此人曾向袁世凯检举过革命党人。孙中山解释说:“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的消息,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

责编:陈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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