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家国情:以吾人之生命,立国家之根基

2018-03-13 08:19:14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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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孙中山的伟大缘于他为中华民族毕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之则弱。”在近代中国国运式微、民生日蹙的内忧外患情形下,是孙中山先生敢于冒着杀头甚至毁家灭族的危险,率先高举反清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孙中山先生常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他一生一直以爱国若命、一息尚存、不忘救国鞭策自己,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本来,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可以凭此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他毅然将自己的安危富贵置之度外,公开向清政府专制统治挑战,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勇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1894年,在上书李鸿章,寄希望于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尝试失败后,孙中山立即意识到只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专制统治,才能“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兴中会的誓词中,他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纲领;在《兴中会章程》里,他又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又更进一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革命动力。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表示“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但是当宋教仁惨遭暗杀后,孙中山如梦方醒,始知欲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民生幸福,非去袁世凯不可,毅然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再次被迫流亡海外,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救国救民的志向,而是不断地唤起民众,组织力量,先后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对内反对军阀割据,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对外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直到临终前夕,他仍念念不忘昭告国人:要不争地位,不计权力,携手同心,共图救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始终是一位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海纳百川、志存高远的爱国者。他曾明确指出,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如此中国才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同时,他对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不以为然。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一些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以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这种见解和思想,在孙中山看来“真是谬误到极点”。他在演讲和论著里,多次旁征博引地说明中华民族在思想水平、道德素质、创造能力等方面,并不比其他民族逊色,就连在外国的留学生,学习成绩都比外国的学生更好一些。他相信,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能一面“恢复我一切国粹”,一面“去学欧美之所长,”定能在不久的将来,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驾欧美而上之。

孙中山在海外游说革命,也得到东西方国家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但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不泥古,不守旧,不崇洋,不媚外,在强调对外实行开放主义的同时,始终不忘“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这个基本道理,相信改造中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认为“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法,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在孙中山看来,任何国家都必须尊重民情国史,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制度、习俗和思想文化来改造我们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认为那些“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的留学生们,将有“引欧美以乱中国”的危险。他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在确信工业化、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只能顺不能逆的同时,坚定地主张各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必须因应各国的具体国情之异而异,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之路,在认识和实践上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责编:陈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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