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先贤富民思想管窥

2018-06-11 15:42:21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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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作者:王永辉 高尚举(分别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齐、鲁作为先秦文化的重要源头,涌现出吕尚、管仲、晏婴、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先圣先贤,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仅就“富民”思想而言,齐鲁先贤的不少思想主张今天看来仍有很好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治国之要,首在富民。齐鲁先贤,不论孔子、墨子,还是管子、晏子等,都秉承了《尚书》“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从而对古代的国家治理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管子·治国》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认为,治国之要,首在使民众富裕,民众富裕就易于治理,否则难以驾驭。因此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比较富足的,社会政治混乱之国常常与贫穷相伴。在管仲看来,道德水平与经济水平相辅相成,经济水平高了,道德水准自然而然会提高,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而形成了先富足而后方可教化的思想。孔子亦是如此,《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由此可见,孔子把“足食”放在首位,认为为政为官者,应首先考虑民众的生活问题,只有生活富足了,才能对其进行礼仪教化,社会才能进步,因此《论语·子路》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知,管子、孔子主张民众先富而后礼、后教的思想和具体做法,与《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一脉相承,并且逐步形成了先秦时期延续不断的重民思想传统。

因地制宜,重视工商。齐国开国之君吕尚初到齐地时,面对的环境非常恶劣,地多盐碱,不宜耕种,人烟稀少,荒草丛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吕尚因地制宜,在注重改良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鱼盐等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渔盐业、丝麻纺织业等手工业,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此外,他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着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商的外贸政策,如桓宽《盐铁论》载:“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

利民惠民,与民恒产。管仲辅佐齐桓公,注重发展经济,“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曾褒扬施恩惠于民的郑国大夫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弟子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止)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如果能做到广泛地施惠于民,并能在贫困时救济大众,哪里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担心难以做到呀!孟子主张给民以恒产。他认为,君主应使民众对土地拥有常年耕种的权利。恒产不仅是农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统治者能否有效实行统治的重要条件。《孟子·梁惠王上》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百姓有了固定的土地,有了生活保障,还要办好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等道理来教育他们。百姓衣食无忧,加之良好的文明教化,君王的地位就必然稳定。

推行仁政,轻徭薄赋。富民是爱民的最好体现,作为执政者,首先要对民众有仁爱之心。孔子面对“苛政猛于虎”的现实,极力倡导仁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倡导“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赞扬大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论语·泰伯》)。管子坚守对老百姓“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的主张(《管子·枢言》),提出“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的政策(《管子·小匡》)。晏子面对“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的广大灾民,劝谏齐景公不能终日声色犬马,不顾百姓饥寒,力陈不爱民恤民之害,促使景公赈济灾民。又劝谏齐景公轻徭薄赋,不能“厚取于民,而薄其施”(《晏子春秋·问上》)。景公好大喜功,不恤民力,长年役使百姓,修筑高台、宫殿、道路,百姓不堪其苦。晏子以楚灵王的事实做比较,警示景公不恤民力的危害,劝其停止这些工程。孟子也主张施行仁政,轻徭薄赋,他劝谏当政者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勤劳致富,以贫为耻。富裕是民众的普遍愿望。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充分表达了他对富贵的态度。但是,富裕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得来的,要靠自己的勤劳,通过辛勤劳作才能致富。孔子鄙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并且说:“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政治清明,别人都逐步富裕了,而自己还总是贫穷,那就是耻辱。致富是每个人的事,不能只是依赖国家和别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

拒奢尚俭,节用裕民。晏子反对奢靡之风,反对厚葬,倡导勤俭节约。《史记·管晏列传》载:“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直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晏子春秋》对晏婴的节俭多有记载。例如齐景公赐他千户之县为食邑,他一再推辞不受。为他建新宅,赐良马大车,也不接受。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不舍弃。这种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为齐国君民树立了良好榜样。荀子著有《富国》一文,其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荀子认为,国家实现富足的途径是节约用度,妥善储藏多余的财物。节约费用依靠礼制,使民众富裕依靠政策。他认识到生产、分配、消费是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生产是基础,而分配和消费制约着生产。墨子甚至发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的警告,认为节约是富国安邦的重要手段。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11日 14版)

责编: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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